浓夏杨玉环 十一抵牾 十二监护（1 / 1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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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 抵牾

“传韩国夫人有一女，曾为天皇大帝（唐高宗）所宠，韩国夫人卒，封其女魏国夫人，欲以立为嫔御，乾封元年为则天皇后所杀，此为实否？”

“曾无有之。韩国夫人卒乾封年初。从来天子七月而葬，诸侯五月葬，“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”（《新唐书 卷二十 志第十　礼乐十 五曰凶礼 五服之制》）。就古之体制，何尝不是“天子七日而殡，七月而葬。诸侯五日而殡，五月而葬。大夫、士、庶人三日而殡，三月而葬”。（《太平御览 卷第五百五十三 礼仪部三十二 葬送一》“《礼记 王制》曰：天子七日而殡，七月而葬。诸侯五日而殡，五月而葬。大夫、士、庶人三日而殡，三月而葬”） 乾封二年（公元667年），则天皇后（武曌）为韩国夫人卒逝于敦义坊立崇福寺。此寺本隋灵觉寺。开皇六年亲王**所立。武德初废。乾封二年（公元667年），则天皇后为韩国夫人复立为崇福寺祈福。（《隋唐两京坊里谱 敦义坊》敦义坊 福田寺、灵觉寺、崇福寺。《长安志》“东北隅废福田寺”注：本隋灵觉寺。开皇六年，亲王**所立。武德初废。乾封二年（公元667年），武后为其姊贺兰氏复立为崇福寺。仪凤二年（公元677年），改福田寺。开元二年（公元714年）废）

此事距今未为远。寺尚有址，韩国夫人之碑文亦（据《集古录目》熙宁二年（公元1069年）二月欧阳修之子记《集古录目》系欧阳修命其（欧阳棐）编录。《集古录目》序亦欧阳修撰。《集古录目 卷五 唐 郑国夫人武氏碑》“司列少常伯李安期撰，前戎卫兵曹参军殷仲容八分书。夫人名顺，字（缺一字）则，太原寿阳人。武后之妹，司卫卿贺兰安石之妻。封韩国夫人，追赠郑国，碑以乾封三年（公元668年）立。”《金石录（宋，赵明诚编录）卷第四 第六百八十二 唐郑国夫人武氏碑上》【李安期撰殷仲容八分书乾封二年（公元667年）二月】。此处《集古录目 卷五 唐 郑国夫人武氏碑》记郑国夫人武氏夫贺兰安石，名同《新中国出土墓志 陕西（一）上 一一三 大唐故贺兰都督(敏之)墓志 景龙三年（公元709年）八月十八日》1964年陕西咸阳市周陵乡出土《大唐故贺兰都督(敏之)墓志》所记贺兰敏之“父安石，袭爵应山县开国男，赠卫尉卿、户部尚书、驸马都尉、韩国公。”《集古录目卷五 唐 郑国夫人武氏碑》《新中国出土墓志 陕西（一）上 一一三 大唐故贺兰都督(敏之)墓志 景龙三年（公元709年）八月十八日》，可为相互之印证）。皆可为证。说来立寺祈福大率皆于当载，焉有姊卒逝数年后方为之立寺祈福之皇后？任之一朝，帝、后为丧制之礼，皆经殿臣议论而定，天皇大帝（李治）当载为太宗文皇帝（唐太宗李世民）守制之制服期，何尝不是经朝臣议论而定？况则天皇后为其姊立寺祈福，又非为则天皇后父母，若过丧数年亦为此，岂合礼制？朝臣岂有不议论则天皇后过越情礼者？历来丧制之礼，固不可不及情，亦不可过越于情。焉有为姊丧制之礼过于为父母者？则天皇后若于姊卒逝数载方为之立寺祈福，殿上纷纷矣。是故，敦义坊之崇福寺既立于乾封二年（公元667年）。韩国夫人必近乾封二年卒逝。约莫韩国夫人卒逝乃乾封年间事。”

“然有以韩国夫人早卒，碑系改葬迁坟而立者，有疑。”

“玉娘（即杨玉环），此何可能。迁坟改葬，大率随夫。韩国夫人之夫早卒，设若韩国夫人与其夫合葬，葬即为之，何须改葬？至于言韩国夫人或系随其夫迁至其夫族祖坟者，贺兰氏坟曾无远迁说。韩国夫人子贺兰敏之洛京人，以罪故，卒三十八年后，韩国夫人孙贺兰琬景龙年间将其归葬咸阳（《新中国出土墓志 陕西（一）上 一一三 大唐故贺兰都督(敏之)墓志 景龙三年（公元709年）八月十八日》“以景龙三年八月十八日，葬于雍州咸阳县奉贤乡洪滨原”）而非归葬洛京。设若有祖坟远地迁葬说，何贺兰敏之归葬咸阳不归葬洛京也。此其一。其二，设若迁坟改葬系随韩国夫人之父、母所，则天皇后之父早逝、母卒于咸亨元年（公元670年）（《全唐文 卷二百三十九 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后碑铭》“咸亨元年八月二日，崩于九成宫之山第，春秋九十有二”）。韩国夫人若行改葬，碑所立时日当咸亨年后。然韩国夫人碑立于乾封年间（据《集古录目 卷五 唐 郑国夫人武氏碑》“司列少常伯李安期撰，前戎卫兵曹参军殷仲容八分书。夫人名顺，字（缺一字）则，太原寿阳人。武后之妹，司卫卿贺兰安石之妻。封韩国夫人，追赠郑国，碑以乾封三年（公元668年）立。”《金石录（宋，赵明诚编录）卷第四 第六百八十二 唐郑国夫人武氏碑上》【李安期撰殷仲容八分书乾封二年（公元667年）二月】），则无迁坟改葬之可能。

如此，韩国夫人早卒，封其女魏国夫人及乾封元年欲立魏国夫人为嫔御说无可能成立。以魏国夫人乾封元年（公元666年）卒时，韩国夫人尚在人间也。其前后抵牾之。若卒于韩国夫人年内。安有母方卒，不为守制，乃于年内论立为嫔御事乎？此显为谎也。所谓安得此说出？况崇福寺乾封二年（公元667年）为韩国夫人立之址尚在，可证韩国夫人当卒于近乾封二年时。故知韩国夫人早卒，乾封元年欲立韩国夫人女为嫔御说皆谎也。”

十二 监护

“再者，国夫人之封号，率有次第，有一品、二品甚或同三品者。

譬若以“道合于中宗皇帝”之王氏于景龙二年四月廿日，改封薛国夫人。后转封卫国夫人，同京官三品”（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 开元037》大唐故卫国夫人（王氏）墓志铭 开元九年二月廿五日）。

又或中宗皇帝封上官昭容之母郑氏为沛国夫人。昭容正二品，上官昭容母郑氏以女居正二品得封位，自当以二品下、三品之位。（《旧唐书 卷五十一 列传第一 后妃上 上官昭容》“（上官婉儿）寻拜为昭容，封其母郑氏为沛国夫人”）

又譬若阿爷（唐玄宗）乳母燕国夫人窦氏俸料禄课等，一准职事三品给（《全唐文 唐卷二十六 赐乳母窦氏俸料准三品诏》“燕国夫人窦氏，慈慧和顺，掌执礼经。女宪母师，独高柔则。朕在孩幼，躬劳乳养，远惟恩义，宁忘夙昔。瞻既往而莫追，见如存而永慕。抚渭城之事，未足为言；视南阳之书，益增其感。俾锡朝宠，微申朕怀。俸料禄课等，一准职事三品给”）。

国夫人追赠，大率次第以升，此之譬若韩国夫人卒，追赠郑国（夫人）也（据《集古录目 卷五 唐 郑国夫人武氏碑》“司列少常伯李安期撰，前戎卫兵曹参军殷仲容八分书。夫人名顺，字（缺一字）则，太原寿阳人。武后之妹，司卫卿贺兰安石之妻。封韩国夫人，追赠郑国，碑以乾封三年（公元668年）立”）

韩国夫人有封，以其乃则天皇后之姐也。高宗皇帝于则天皇后前有王皇后。王皇后之母以女王皇后居后位得封魏国夫人（《资治通鉴 卷一百九十九 唐纪十五》“后不能曲事上左右，母魏国夫人柳氏及舅中书令柳奭入见六宫，又不为礼。”《旧唐书 卷五十一 列传第一 后妃上》“高宗废后王氏，并州祁人也。父仁祐，贞观中罗山令。同安长公主，即后之从祖母也。公主以后有美色，言于太宗，遂纳为晋王妃。高宗登储，册为皇太子妃，以父仁祐为陈州刺史。永徽初，立为皇后，以仁祐为特进、魏国公，母柳氏为魏国夫人。仁祐寻卒，赠司空”）。是魏国夫人之封号于韩国夫人封号之位前。

则天皇后姐因则天皇后故封韩国夫人。则天皇后姐若果有女以则天皇后及则天皇后姐之故得封，绝无可能封魏国夫人。以魏国夫人之封号于韩国夫人封号前也——皆为外命妇国夫人，安可能女非内职，又以姨母、母之故得封，女封号居母前之者？此绝无可能也。即韩国夫人女主动请封魏国夫人，亦无可能。以宫之封位，皆经议得，即宫中欲以封魏国夫人，朝臣以为乱序不可，亦难得封。宫之体制，岂随意乱之？若一女可乱宫之体制，高宗天皇大帝身侧八十余内官之属，宫内数万宫人，岂无一悦心目者？乃皆肃然？况若可乱体制得一品外命妇之封，何不能迳立嫔御之侧，蒙内官之宠也？乃至封国夫人名不得为正乎？可见谎也。（《唐会要 卷三 杂录》载“天祐二年九月六日。內出宣旨。乳母楊氏可賜號昭儀。乳母王氏。可封郡夫人。第二乳母先帝已封郡夫人。可準楊氏例改封。中書奏議。言乳母古無封夫人賜內職之例。近代因循。殊乖典故。昔漢順帝以乳母宋氏為山陽君。安帝乳母王聖為野王君。當時朝議。猶或非之。惟中宗封乳母于氏為平恩郡夫人。尚食高氏為蓨國夫人。今國祚中興。禮儀革舊。臣等商量。楊氏望賜號安聖君。王氏福聖君。第二王氏康聖君。從之。”此可见内职、外命妇之封经朝议也）

天皇大帝（唐高宗）崩逝后，则天皇后、中宗、睿宗待贺兰敏之子贺兰琬甚厚。贺兰敏之子贺兰琬于中宗之神龙二年（公元706年）职正议大夫、行太子率更令、骑都尉、韩国公（神龙三年，公元706年，中宗年号）（《新中国出土墓志 陕西（一）上 一一〇 大唐故雍王（李贤）墓志铭 神龙二年（公元706年）七月一日》“乃敕金紫光禄大夫、行卫尉卿、上柱国、西河郡开国公杨元琰，正议大夫、行太子率更令、骑都尉、韩国公贺兰琬，监护丧事。册赠司徒，仍令陪葬乾陵。以神龙二年（706年，中宗年号）七月一日迁窆，礼也“）。中宗之景龙三年（公元709年）职银青光禄大夫、太仆卿（景龙三年，公元709年，中宗年号）（《新中国出土墓志 陕西（一）上 一一三 大唐故贺兰都督(敏之)墓志 景龙三年（公元709年）八月十八日》“敕太子仆王先进监护葬事。歌堂馆。既铿锵于昔年；尽授密章，复芬芳于兹日。以景龙三年八月十八日，葬于雍州咸阳县奉贤乡洪滨原，礼也。嗣子银青光禄大夫、太仆卿琬”），皆未有欺之者。

其“进封贺兰琬母杨氏宏农郡夫人制”

门下：太仆卿员外置同正员贺兰琬母杨氏，家临桃塞，门映莲峰，赋蕡实於周诗，承累叶於台相。言成箴戒，淑慎其仪；德宪图史，闲和其性。正家贻则，徙宅成规，姻亲载隆，宠章犹阙，宜比绛纱之学，用膺青绶之命。可封宏农郡夫人，主者施行。（《全唐文 唐卷二百五十三 进封贺兰琬母杨氏宏农郡夫人制》）

有言章怀太子李贤之葬，于中宗之景龙三年（公元709年）着“乃敕金紫光禄大夫、行卫尉卿、上柱国、西河郡开国公杨元琰，正议大夫、行太子率更令、骑都尉、韩国公贺兰琬，监护丧事。”乃诋言李贤之母或为贺兰琬之祖母韩国夫人。

然监护丧事，寻常事也。则天皇后父武士彟于（贞观）九年，高祖皇帝崩时，奉讳号恸，因以成疾，太宗皇帝遣名医诊疗，道路相望。医以病候将深，劝令进药，则天皇后父武士彟因举声大哭，呕血而崩。太宗皇帝闻武士彟崩状，嗟悼久之，曰：「可谓忠孝之士。」乃命史官书之，追赠礼部尚书，配食太上皇庙，官造灵举，送达故乡。仍委本州大都督英国公李勣监护丧事，缘丧所须，并令官给。（《全唐文 唐卷二百四十九 攀龙台碑》“（贞观）九年，唐高祖崩，帝奉讳号恸，因以成疾，太宗遣名医诊疗，道路相望。医以病候将深，劝令进药，帝因举声大哭，呕血而崩。……太宗闻帝崩状，嗟悼久之，曰：「可谓忠孝之士。」乃命史官书之，追赠礼部尚书，配食太上皇庙，赠物八百叚，米粟八百石，官造灵举，送达故乡。仍委本州大都督英国公李勣监护丧事，缘丧所须，并令官给”）

此太宗皇帝（李世民）之诏李勣监护丧事，岂则天皇后父武士彟之母便乃李勣之祖母耶？未之闻也。况贺兰敏之于景龙三年葬，“敕太子仆王先进监护葬事。歌堂馆。既铿锵于昔年；尽授密章，复芬芳于兹日。以景龙三年八月十八日，葬于雍州咸阳县奉贤乡洪滨原，礼也。嗣子银青光禄大夫、太仆卿琬”。（《新中国出土墓志 陕西（一）上 一一三 大唐故贺兰都督(敏之)墓志 景龙三年（公元709年）八月十八日》）则贺兰敏之母，又与监护丧事之“太子仆王先进”之祖母，何事焉？

故曰，魏国夫人事，全伪也。言魏国夫人之事者，必诋言（唐）高宗天皇大帝、则天皇后者也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