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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77章 战后波澜(四)疏争功过(1 / 1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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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将时间回溯到两战大捷的消息传回京师之时。当时六百里加急的军情喜报传回京师,由于这一类大捷的喜报会沿途吆喝,京师百姓其实比宫里知道得还早。

当消息被各部衙、内阁直至司礼监得知时,京华时报、实学动态等报业都已经开始准备写稿了,而民间更是欢歌笑语,许多人自发地开始庆祝起来。

与民间喜庆不同的是,官员们对此要“矜持”得多,很多人都只是说说场面话,感慨几句宿敌覆灭、大明万胜之类,但其中多数人眉宇之间反而生出许多阴郁来。

正如刘馨所料的是,不仅心学派官员得知大胜细节之后几乎如丧考妣,甚至许多中立派旧理学官员们也都面色沉郁,不像是要欢欣国家中兴,反倒如狂澜既倒而无人可挽一般。

木秀于林,风必摧之。二十年前略施小计降服土默特,一两年前迅雷不及掩耳击败鄂尔多斯,现在更是一战覆灭蒙元,将察哈尔部逼得断臂求生逃亡西域。

由此,高务实的军功已然过甚,而且考虑到他如今年不及而立,长此以往,朝廷上下到底还有谁能制衡于他?

宫中的反应则更进一步加剧了各方担忧——皇帝很快传出口谕:明日辍朝一日,京师官民齐庆!

虽然没有传出关于皇帝打算如何封赏高务实的消息,但既然要庆祝,甚至还要为此辍朝,那显然意味着皇帝认为这是天大的功劳啊!至于还没有提及封赏,那还不好解释么,人家高经略人还土默特呢!

再说图们他们虽然跑了,但现在到底跑到哪儿了还没确定,高经略是否打算继续追杀也还不清楚,这个时候当然还不能着急巴巴地先封赏。

不过对于非实学派官员而言,这倒是个难得的好消息,意味着现在还存在某个窗口期,可以想办法好好利用一番,避免将来局势全然不可挽回。

可能是由于消息实在来得过于突然,前段时间明明都是一直找不到敌人,忽然之间局势大变,一下子就来了个双杀,以至于京师官员们的反应也有些乱糟糟的。

来不及细细商议的各路官员在第二日纷纷上疏,这次“群议”可真是五花八门说什么的都有,议论的重点也各不相同。

有些官员直接否认高务实的军功,认为其中水分很大,尤其是这一次:“六十万大军出塞,靡费数百万,其与鞑奴交战者不过十万余而已,且未能尽歼鞑奴,可谓贪功而无能!”

有些官员则比较有偏重,比如有人说高务实此战花费甚巨,谓“国朝积累二十载而一朝耗尽,倘天下有事,朝廷何以应变?”

有人则表示:“值此南方东西皆乱,播州未平而漕变又起,朝廷多处用兵,如双拳却敌四手,但有一二不顺,恐坏全盘矣。今鞑奴既遁,我何餐风饮露而追穷寇?臣闻播州蛮合纵连横,乃有汉人逆贼献策其间,实为朝廷大患,实不如北境休兵而先平南贼。臣意,当速召经臣回京交卸……”

又有人极其耿直,直言高务实权威过盛:“经臣高务实,以伴读而获圣眷,以状元而登鼎甲,及有按一方而复交趾,持一旨而战漠南,抚一地而斩炒花等业。又以其智而成京华,富甲天下;以其能而行债券,助定缅甸……凡此功业,实为显耀。

然其富甲天下而畜私兵,南征北战而威将帅,登科继业而夸党魁,勾连内外而固圣眷……若不予制,臣恐天下人但知有高务实而不知有圣天子也!”

当然也有温和的,表示:“自三代以降,圣人以德懋懋官,功懋懋赏,遂有因德获官,因功获赏之惯例。今蒙元经略户部尚书高务实,治财积宝,战功彪炳,德彰九州,惠及四海,岂有不酬功以爵之理?

蒙元,吾朝宿敌也。今以其覆,上可告慰二祖列宗,下可安定社稷民心。经臣高务实尤专其功,陛下岂吝赐国之赏!臣不揣荒唐,窃思当以国公酬之……”

这一条正如刘馨之前担心的那样,看似吹捧高务实,其实暗藏杀机,欲以酬功而为高务实封爵,却断他仕途。

当然,除了这些或明或暗都是为了打击高务实的奏疏之外,实学派方面也有官员上疏议论此事,只不过……呃,也有些混乱。

实学派官员的议论,大抵从出发点来说倒都是为了高务实好,只是按照夸的程度不同,大体上也分两派。

其中一派是猛夸,将高务实从出身到功绩夸了个遍,然后表示高务实如此德才兼备,不入内阁简直不可理喻。总之,这一派人的目的是为了推高务实入阁,其中甚至有人表示现在皇帝就应该召集大小九卿进行廷推了。

另一派算是有节制的夸,高务实的出身、曾经作为皇帝伴读这些旧事他们没提,而是着重强调了高务实入仕之后的功业。

他们的目的其实也是推高务实入阁,不过这些人可能看得深远一些,或者就是昨晚听到了什么风声,所以他们还特意提出:高务实作为文臣,其立下的文治之功其实胜过武功,因此对高务实的封赏应该有所侧重,不能因为他看起来战功更加显赫就给他弄武臣封爵那一套。

总而言之一句话,在“文臣”这个范畴之内,皇帝陛下您怎么封赏高务实都行,但绝对不能把武臣封爵那一套用上。这其中更有甚者,认为就算要给高务实封爵,那也必须按照李善长的模式来办。

至于什么叫“按李善长的模式来办”,那自然是说按照李善长当年文官封爵的办法来给高务实封爵:李善长可是开国韩国公(一开始是宣国公)。呃,至于韩国公后来为何除爵,那是另一回事了,总之都怪胡惟庸案。

说实话,这提议倒是个“创举”,因为朱元璋封李善长的时候,还并没有说将来只有军功可以封爵这话。

中国的爵位制度出现很早,自周朝开始就出现了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这五等爵位。汉朝把五等爵位变成了王和侯两种,能够得到这份殊荣的都是皇帝的本家、外戚和有功之臣,后来又把担任丞相一职的人封侯。自汉朝以后,尤其是到了五胡乱华时期,封爵就变得异常混乱,基本上在朝廷内任职的人都可以获得五等爵位。

到了大明朝,形式为之一变。朱元璋打天下的时候,给功臣以及死难将士的封号也都是五等爵位。可是等到坐稳天下之后,朱元璋又觉得封爵太滥了,似乎显不出尊贵来,于是就把五等爵位变为三等爵位,也就是只有公、侯、伯,并且规定,文官不得封为公侯,最多只能封为伯爵,而且前提是必须立有军功。

从表面上看,是朱元璋苛刻,舍不得爵位赏赐,毕竟一个文臣一般是不会有机会立有军功的。这从一方面来讲,这个政策确实是朱元璋对武将们的偏爱,因为武将只要是有爵位,哪怕官职没有文官大,在朝中受到的尊崇和地位要远远高于文官,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文官势力。

可惜,这个制度在明中后期没有坚持下来。总兵在明朝属于武一品,可是在明末却出现了“总兵帐下无县令,县令亲随有总兵”这样的过于贬低武人的局面。而为了鼓励文官们立功封爵,在明朝的官方学校里,惯例是要开武备课程的,学子们一面学习圣人之言和治国之道,另一方面还要学习兵法和弓马——当然制度是制度,你学不学那是另一回事。这个制度是朱元璋的首创,所以明朝初期文臣们大多都是文武双全的。

然而开国皇帝也并不是神,实际上在原历史上明朝的277年里,文臣封有爵位的一共只有九人,封为公爵的只有一人,其余八人都是伯爵。

唯一的国公便是韩国公李善长。李善长是朱元璋的萧何,在朱元璋起事初期就跟随着他,虽然读书不多,但计谋百出,为大明朝的建立立下了殊勋,因此朱元璋把其奉为自己的萧何。

明朝建立不久,李善长就被封为韩国公,俸禄四千石,立有铁券世袭罔替,并且免本人两死,免其儿子一死。可即使是这样,李善长最终也没能免除一死,因受胡惟庸案牵连,全家七十余人被杀。相对于其他人来说,朱元璋对他还算“够意思”,给了李善长全尸,并且因为李善长儿子是驸马的缘故,免除了李善长的长子一死。

然后八位伯爵里,排在最前面的是诚意伯刘基,也就是刘伯温。

不管是神话还是现实,刘伯温的能力确实抵得上汉朝的张良。虽说之前刘伯温是看不上朱元璋的,但是自从投靠了朱元璋之后,他奇计百出,为朱元璋创立大明朝立下了不朽功勋。洪武三年十一月,朱元璋大封功臣,刘基被封为诚意伯,岁禄240石。就算是刘伯温自己不在乎,岁禄也确实少得可怜,不过也有一说是朱元璋为了保护刘基,怕封赏过厚,会引起其他人的嫉妒,这个就看怎么理解了。

然后是忠勤伯汪广洋。汪广洋在明初的职务是高于刘基的。因为刘基说过,自己是不能够做丞相的,所以汪广洋被封为右丞相。这个人一辈子小心谨慎,不求无功但求无过,在洪武三年被封为忠勤伯,岁禄360石。

接着是忠诚伯茹嫦。无论从朱元璋还是朱棣,对茹嫦这个人的评价都很高,可是其作为却不敢叫人恭维。原因是,他作为一个文臣被封为伯爵的理由并不是立有多少军功,而是劝进。

朱棣攻入南京之后,茹嫦首先劝朱棣即帝位。作为一个老臣,在面临篡位的情况下,不是奋起抗敌,却在作为谈判代表与朱棣谈判时,话都不敢说。可是等到朱棣进了南京,却第一个跳出来劝进。

朱棣当然大喜,一个敌对方的大臣劝其称帝比己方劝其称帝不是更好吗!于是茹嫦以劝进之功被封为忠诚伯,岁禄一千石。并且,朱棣还对其大加称赞:“威仪山立、气宇渊深、品物咸熙,令闻卓著与四方”。这还不算,朱棣还赋诗夸奖他:“古今多出忠良士,罕有茹公立大勋”,简直了。

再然后就到了靖远伯王骥。王骥就是朱元璋那种文武双修的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文官,也是真正意义上靠军功封爵的大明文臣第一人。

明朝正统年间,王骥在征伐麗川宣慰使土司思任发、维摩土司韦郎罗的战役中立有军功,被封为靖远伯,岁禄一千二百石,后来又增加了岁禄三百石。

应该说,王骥能力是很强的,可这个人对利禄很是在意。他最初封的伯爵不是世袭的,结果在他的反复要求下,朝廷觉得他是个老臣,应该给他一个面子,就给了他世袭的资格。

后来明英宗复辟的时候,他也稍微参与了一下,可是在赏赐的时候却没有他,这位老先生又一次上书要赏赐,理由是什么呢?

原来在英宗复辟的时候,他的儿子王祥确实是参与了,可是在混乱中被一些将士们给撞到了,还差点被踩死,没有什么光荣事迹,所以在封赏的时候大家都不记得还有这么个人也参与了,也就没有申报。王骥不乐意了,上书自表其功,英宗大概也没料到这位爷如此没脸没皮只要好处,捏着鼻子封了王祥为指挥佥事。

再然后是兴济伯杨善。杨善封为伯爵其实也跟军功没有半点关系,他是英宗“夺门之变”的功臣,在天顺元年正月封为兴济伯,岁禄一千二百石,而且给了他世袭的资格。

与之形同的还有武功伯徐有贞。徐有贞和杨善一样,也是英宗“夺门之变”的功臣,在天顺元年三月封为武功伯。

此后便到了威宁伯王越。相对于王骥是征伐南方土司立下了军功,王越则是征伐北方鞑靼立下了军功。之前说过,明朝在南北用兵因为强弱大不相同,所以南方动辄斩首几万、十几万,而北方呢?斩首几百就是大捷了。

王越因在战争中率军斩首三百五十级,被封为威宁伯,岁禄一千二百石。后来又在战争中斩首一百二十人,增加岁禄四百石,再后来又立了一个小功劳,增加岁禄五十石。

可是王越并不满足,他期望能够得到封侯,可是明朝的制度在那里摆着,文臣是不可能封为公侯的。于是这下倒好,王越发不出不做文官了,自请担任武职,这在当时是相当罕见的。因为他那会儿已经到了明朝中期,武将的地位已经远远不如初期了,可是王越为了封侯也管不了那么多,于是佩“平胡将军”印,担任总兵官,可是人算不如天算,到了最后也没本府封侯。

最后一位就是新建伯王守仁,这位之前说过两次,就不必再说了。

总之,大明朝文官封爵一共就这九位,只有李善长是真正以文治之能封爵,刘伯温虽然是文臣但献战策,另有三人是劝进或参与复辟有功,剩下的都是武功封爵。

换句话说,实学派方面也看到了高务实有被武功封爵的可能,因此搜肠刮肚想到了比照李善长的方式来争取让高务实“文治封爵”——李善长封爵韩国公之后可是担任左丞相的,那么高务实如果也能依次操办,就不影响他继续辅政了。

想法虽好,但这能如愿么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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