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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031章 朝廷的事朝廷办(下)(1 / 1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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廷推这个制度,后世有人将之看做是某种程度上的皿煮选拔制,但本书前文中对此已有所述,总结起来就一句话:至少有明一代的廷推与皿煮基本没关系。

不过大明一朝还是很喜欢用推举这个手段来展示官员得位之正的,于是廷推就与类推、部推、敕推一起,构成了明代官僚铨选最重要的部分。

理论上来说,廷推的推举对象通常是大九卿和巡抚,而参与者是阁臣与大九卿。以参议推升之官员票决的结果,作为皇帝参考的主要依据。

这与类推(参与者为吏部,推举在内六品以下与在外五品以下官员)、部推(参与者为吏部,推举小九卿、方面[如兵备道]、知府等)、敕推(参与者为九卿、科道,推举阁臣、吏兵二部尚书、总督)相结合,形成了公意表达的递升。

考虑到科道官僚的选举亦参照公意,明代的铨选同时在事实上构成了一种公意表达的循环,并凭此作为对抗皇帝特简的办法——皇帝拒绝廷推结果,实际上是间接否定部推、类推的结果,并可能影响敕推的合理性。

这么一说明,诸位看官可能就发现了一个问题:推荐阁臣不是应该叫敕推吗?

是的,正式来讲的确叫敕推,只是后来这两者有合二为一的趋势,慢慢的就都以廷推来一概而论了。

这种推举制度之所以能形成并且延续下来,其实有两点最根本的原因,这两个根本原因都出在皇帝身上。

其一是,推举制度方便省事。这个其实很简单,满朝上下那么多臣子,作为皇帝而言,他可能连“全部认识”都做不到,遑论知根知底了,因此有些职位并不一定都要仔细考虑。让大臣们拟定几个人选,大致差不多的就可以了。

这有点儿像后世的人们用电脑,当懒得动脑子、或者面对无关紧要的问题时,电脑会为人们推荐几个选项,人们只要作个简单的选择就可以了,相当体贴。而对皇帝而言,推举出来的这几个人选可能在他的印象中都差不多,用谁不是用?

从这一点上来看,还能顺便想明白另一个问题,那就是为什么明代中后期的内阁阁臣绝大多数都有“帝师”经历(这里是指做过日讲官)。

答案很简单:你做过日讲官,皇帝对你印象比较深刻,至少大致上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,那你相较于其他仅在皇帝脑海中存留一个名字作为符号的官员来说,优势当然大了无数倍。

推举制度可以形成并延续至今的根本原因之二,则是对于皇帝而言,这种制度并未削弱皇帝的人事任免权。

这是该制度最重要、也是最容易引起误解的一个地方。事实上,明代的廷推其实只是个推荐过程,而并非参与讨论和推举的大臣们有最后决定权。关键的决定权始终还是在皇帝的手里。

之所以容易引起误解,是因为在后世的现代社会中,实行君主立宪的皿煮国家也会搞这一套。譬如英国女王,不要说英国本国的首相,就是前几年的澳大利亚总理已经选出来了,但也必须有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批准,才算是正式生效。

当然了,英国这个做法基本已经只是法律上的一个形式而已,还从没听说过“从善如流”的女王陛下有不批准的时候。

然而在大明就完全不同了,最大的差异也是两点:

一则廷推所推举出来的人选不会只有一个,通常是两、三人,而最后由皇帝做最后定夺。换句话说,即便你入围了,成为了被推举的人选,也不是说那位置就已经是你的了,你还是有竞争者存在的。

再对比英国来看,你肯定没听说过近现代社会还能推出两、三名英国首相候选人,然后再让女王来选的事情吧?假设真有这种情况的话,你还会觉得英国女王只是个摆设吗?

二则廷推的人选是可以被驳回,甚至被直接跳过的。这一条本书前文有述,此处只简单举例:嘉靖时的张璁就是被中旨特简入阁,隆庆时殷士儋也是中旨特简入阁,这都是跳过廷推的例子。

至于驳回,也是有的,原历史上的朱翊钧就干过这事:当时顾宪成任吏部文选司郎中,掌管官吏班秩迁升、改调等事务。万历二十二年,朝廷廷推内阁大学士,顾宪成提名的人都是朱翊钧所厌恶的,于是触怒了皇帝,被削去官籍,革职回家。而那一次的廷推人选也被皇帝驳回,要求吏部重新拟定。

所以综上所述,廷推作为一种制度来说,其象征意义更大一些,真正的最终决断权始终掌握在皇帝的手里。

当然这并不是说廷推就不重要了,恰恰相反,廷推的重要性还是很高的,甚至可以说意义重大。

这个意义的来源,在于明代士绅对于公意的坚持——“天子不能夺之公卿大夫,公卿大夫不能夺之愚夫愚妇”。

这种思想,使得皇帝的独裁始终处于一种在道义上不被接受的状态,因此哪怕是天下至尊的皇帝,贸然对抗公意也是很危险的。

传统中国的政治期许,在于希望皇帝劳于求人、逸于使人,而非威福自专、权不下移。而在官僚系统高度体系化的明代,皇帝本身就是官僚系统的最重要的齿轮,因此他对于官僚集团达成的公意通常都必须抱持肯定态度,因为如果他否定其他齿轮的意志,就可能导致官僚系统运转不良。

为了维护皇权而跟官僚集团敌对,从协调者变为对抗者,先不说长远来看是一种自掘坟墓的行为——因为其自曝了独裁者本质。甚至短期的代价就非常大,是很容易被官僚集团抵制乃至抛弃的——别忘了万历后期官员解印自去的风潮,以及崇祯后期孤家寡人的态势。

万历遭遇的是抵制,是因为国本之争而导致的一种君臣之间互相的“非暴力不合作”;而崇祯就更严重了,那真的就是被官僚集团给抛弃了,甚至不仅仅是文官,他竟然被武将集团也一同抛弃。把明朝这种体制下的皇帝做到那个程度,也是没谁了,死得真不冤。

当然现在的万历还没有遭到明显的抵制,因此这次廷推在他的谕旨之下,很快便有条不紊地行动起来了。

即便是廷推阁臣,首先也是吏部先圈定人选。在某些强势吏部尚书掌权的时代,这个圈定人选是不容易受到其他干涉的。

不过现在么,就不同了。从严嵩之后直到如今,基本上都算是内阁强势时期,吏部方面只能紧跟内阁的指示行事。

而具体到眼下,也有一点不同,那就是吏部整体来说是实学派当权的状态。这当然有历史原因,主要就是当年高拱以首辅之尊兼掌吏部,由于他独掌铨务八年,导致吏部从此贴上了高党的标签。

如今的天官虽然是杨巍这个貌似中立而实际上的晋党,但反正在张四维丁忧之后,高党、晋党其实已经没法分家了——都是高务实说了算,因此吏部推出的人选当然会秉承高务实的意志。

只是,这次所谓高务实的意志也不是他的意志,这只是个妥协产物,唯一聊以**的是这次的妥协是申时行退让更多,高务实好歹还略占便宜。

不过这次吏部推举还是挺有意思的,高务实摆明了不给面子,或者说他真的贯彻了自己和申时行对话时表达的意思:这次的面子里子我都要拿!

因此吏部推荐的三个人选,几乎都和高务实有关。

这三个人选分别是王家屏、陈经邦、于慎行。

王家屏,山西人,不管他自己怎么看,在外界眼里山西人就是自然而然的晋党;

陈经邦虽然是福建人,但他是嘉靖四十四年乙丑科金榜二甲第七名,而那年的主考官是高拱,也就是说高拱是陈经邦的座师。当初正因为这个原因,所以陈经邦才成为朱翊钧太子时期的第一批讲官。换句话说,他既是高务实的老师,又是高务实师兄……某种程度上有种代师授艺的感觉。

至于于慎行,他是高务实乡试的宗师,高务实的解元就是他点的。另外他们还有一个渊源:于慎行其实是张居正的学生。

当初张居正倒台之后,门生们由于地位大多都不高,倒没有怎么被高拱打压,而且其中爬得最快的梁梦龙现在还成了高务实的盟友,直接加入了实学派,因此于慎行的背景是没有问题的。

这一来,三个人选里头除了真正打算推上去的王家屏之外,后面两人都是高务实和朱翊钧过去的老师——当然,王家屏后来也是做过讲师的,只是并非第一批罢了。

这个推荐送到皇帝手里的时候,并非表示现在就让皇帝拿主意,这只是第一次过目,之后如果皇帝同意,就会让内阁与“大九卿”廷推。

朱翊钧对这三个人选基本都还满意,因为三人都是做过他讲师的人,他对他们还算了解。

只是朱翊钧有些奇怪,因为按照一般情况来看,陈经邦和于慎行现在即便要简拔,似乎也就在尚书一级打止了,直接推上阁老好像还差了点资历。

他想了想,觉得吏部实际上的意思就应该是主推王家屏,否则不会把他排在首位。

朱翊钧其实也不清楚王家屏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晋党,他只是琢磨王家屏既然是山西人,那么把他补进内阁倒也算是不错,某种程度上来说相当于顶了张四维留下的缺。

于是皇帝很快通知内阁,就以吏部报上的三位臣工作为廷推的举荐对象举行会推,看看大家都是什么意见。

有明一朝有“大九卿”和“小九卿”之分。其中“大九卿”就是六部尚书加上左都御史,再加上大理寺卿和通政使;“小九卿”则是太常寺卿、太仆寺卿、光禄寺卿、詹事、翰林学士、鸿胪寺卿、国子监祭酒、苑马寺卿和尚宝司卿。

有资格廷推阁臣的是内阁大学士和大九卿,因此高务实也没有资格参加,他只能老老实实等会推的结果——虽然这基本上不可能出现意外。

参与这次会推的,便是内阁大学士申时行、许国、张学颜、吴兑四位阁老,再加上吏部尚书杨巍,户部尚书沈鲤,礼部尚书徐学谟,兵部尚书梁梦龙,刑部尚书舒化,工部尚书杨兆,左都御史赵锦,大理寺卿李世达,通政使张孟男,一共十三人。

其余人前文都已有述,惟独大理寺卿李世达没有提到过,这里补述一句:这位老兄是陕西泾阳人,和魏学曾是同乡……补述完毕。

廷推虽然是在内阁值房的大通房举行,离六部比较远(内阁在宫里,六部在宫外),不过高务实得到消息一贯很快,在内阁廷推结果出来不到半个时辰之后,高务实就知道了结果。

丝毫没有意外的,王家屏得到了与会大佬们的一致赞誉,被“公推”为新任阁臣的最佳人选。

这其实真的不会有什么意外,看看与会众人的派系就知道,几乎不是实学派就是心学派,两派实际上的掌权者既然达成了君子协议,这次会议还能有什么变数?

廷推结果由申时行、许国两人共同送去文华殿给提早在那等着的朱翊钧,朱翊钧对此结果也一点不意外,只是朝申时行和许国问道:“朕觉得廷推的结果可以,不过王家屏现在还是翰林院侍读学士,如要入阁,总得先调六部,二位先生以为该如何调任?”

这话朱翊钧虽然说是“入阁要先调六部”,其实这只是个统称,实际上翰林史官入阁之前,先调的去处一般只有两个,要么吏部,要么礼部,这和张学颜、吴兑入阁的路线是不同的。

申时行早有准备,闻言立刻回答道:“可先外任吏部左侍郎。”

其实吏部左侍郎现在并没有空缺,不过入阁前的这个加官有特殊性,偶尔并不需要实任。

朱翊钧点了点头表示同意,直接便道:“那就请申先生代朕拟旨,王家屏升任吏部左侍郎,加东阁大学士,入阁参预机务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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