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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八四 李晋王矫枉过正 刘蜀王大病沉疴(1 / 1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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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历十二年春正月,为了笼络东南,永历帝在定国的建议下,遣使册封延平郡王郑成功为招讨大将军,赐尚方剑便宜行事,其部将王秀奇为祥符伯、马信为建威伯,另封原鲁王政权兵部右侍郎张煌言为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。

由于目前云、贵、川各级文武官员中,大多都是秦藩旧部,各处汛守当初也皆由孙可望所设,若想要出兵抗清就必须先行稳固内部。然而此事牵涉太广,牵一发而动全身,稍有不慎势必会削弱永历政权的稳定。

这些人在多年治理地方或是行军作战中都表现出了不错的才干,积累了丰富经验,一时半会儿间根本找不到那么多人替换。可如果不加撤换,随着孙可望降清,这些人又都是潜在的威胁,一旦清军来犯,保不准他们会不会在孙可望的劝说下临阵哗变。

在两难的抉择下,定国决定采用折中的办法,并没有展开大面积整顿,只是将部分与孙可望较为亲近的十几名文武官员给控制了起来,并将各营诸将按照军功大小重新配属部队,打乱了原先的指挥系统,又将原秦藩旧部称为“新军”,自己旧部称为“旧军”,予以分别对待。

定国此举尽管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,但却对抗清大局缺乏全面考虑,将注意力过多放在了巩固自己在朝廷中的地位上,更是犯了临阵易将的兵家大忌,严重削弱了前线的指挥部署,引起原秦藩旧部的严重不满。

当初文秀在贵州时,对局势有着清醒的判断,他积极收拢那些溃散的原秦藩兵将,从中挑选出三万精锐,加以改编训练,用以防守前线各处隘口。正是由于文秀的豁达大度,尽管孙可望叛逃,但最终跟随他降清的不过只有五百余人,且没有一个重要将领。

由此可以看出这些原秦藩将士还是忠于大明的,本不应当心存畛域,区别对待。可定国却在处理这件事上矫枉过正,缺乏广阔的胸怀,从而导致原秦藩诸将士心灰意冷,士气更是跌落至谷底。

此时的滇都城春意盎然,似乎已经完全恢复了往日里的太平景象。待至元宵佳节,全城内外张灯结彩,花炮声声,仿佛使人感受到了冬去春来的温暖。可任凭是谁也不会想到,这居然会是永历帝在滇都度过的最后一个新春佳节,也是他此生度过的最后一段安稳岁月。

就在举城欢庆的时候,却有郎官金简、光禄少卿高绩联名上疏弹劾定国。

疏曰:“今内难虽除,外忧方大,伺我者顿刃以待两虎之毙,而我酣歌漏舟之中,熟寝积薪之上,能旦夕安耶?二王老于兵事,何泄泄若此。”

定国闻讯大怒,当即来到行宫面见永历帝,愤愤不平地自白道:“皇上,据长沙回来的细作禀报,洪承畴年老昏聩,目不能视,已是风烛残年,鞑子皇帝已然允准裁撤五省经略行辕及长沙幕府,命其即刻启程,回京养老。其后继无人,清军更是群龙无首,又如何攻我?况且云贵川之地地形险要,山川阻隔,即便清军出兵也当选在孙逆叛乱之时,如今叛乱已定,人心归附,此时来攻岂不是自寻死路?金、高二人不思为国分忧,却妄言军事,扰乱圣听,该当严加治罪!请皇上圣断!”

永历帝耐心地听定国把气撒完,然后好言劝慰了一番,这才将金简、高绩二人召入宫中,想让他们当面向定国认个错。没想到二人在定国面前依旧言辞激烈,斥责定国尽撤原秦藩之兵回滇整顿实乃本末倒置,此举必将造成前线空虚,清军长驱直入的严重后果。

定国没等二人说完,忍不住勃然大怒道:“汝等不过区区官职,从未领兵上阵,岂能如此大放厥词?臣请皇上即刻下旨将此二人一并处斩,以儆效尤!”

永历帝知道定国不比孙可望,刚刚所说不过是气话罢了,于是连忙替二人求情道:“晋王莫要动怒,念此二人也是一心为国的份上,不如就饶过他们这一回,发往军前效用,将功折罪,卿以为如何?”

定国在发了一通脾气后,怒气稍平,又见永历帝亲自开口相求,自己也不好再坚持已见,遂点头言道:“既然皇上都这么说了,微臣又岂敢自专?然而死罪可免,活罪难逃,今日若不加以杖责警示,将来不免再犯!”

在定国的坚持下,永历帝犹豫再三,正打算点头答应,谁知就在这时清廷以三十万满汉大军,裹半月粮,自楚、桂、蜀三道攻黔的军情急报陡然而至。

永历帝看过军报,脸色瞬间变得惨白,忙不迭地让身旁太监将军报递至定国手中,然后慌乱地问道:“清军兵分三路大举来犯,而今蜀王抱病,兵饷紧缺,却当如何御敌?”

定国看完军报也是一惊,大敌当前,他也顾不上再与金简、高绩二人计较了,于是挥手示意二人退下,旋即对着永历帝慨然言道:“皇上毋忧,兵来将挡水来土掩,只须依托云贵地区险要地势,定能让清军有来无回!”

在定国的安慰下,永历帝总算恢复了镇静,当即下旨召集诸臣入宫,共同商议应对之策。

且说洪承畴将从孙可望随降人员中挑选出的十九名熟悉湖南、四川、云南、贵州、广西地理者分拨给三路清军,作为向导。

其中北路以平西大将军吴三桂,率都统墨尔根、李国翰,由汉中向四川开进;中路以宁南靖寇大将军洛托、五省经略洪承畴统领,自湖南开进;南路以征南将军卓布泰、提督线国安,从广西开进,三路大军齐头并进,合击贵州。

面对这千载难逢的良机,清军这回可谓是倾尽全力,由于顾虑到定国骁勇善战,三路兵马必须有一名主帅负责统一指挥,相互协调,为此顺治帝特命信郡王多尼为安远靖寇大将军,与平郡王罗可铎、贝勒尚善、杜兰、固山额真伊尔德、阿尔津、巴思汉、卓罗等率领着大批八旗精锐南下,负责专取云南。

顺治帝更是在敕谕中明确规定,赋予多尼节制三路清军的指挥权,打算先看前期进攻贵州是否顺利,再决定大军南下攻取云南的具体日期。

进兵西南的诏书很快被八百里加急送至五省经略行辕,想到一旦攻下西南诸省,在那些新占领地区,不知有多少官位在等待着他们,长沙幕府的大小属官无不弹冠相庆,欣喜若狂。

与此同时,面对汹汹而来的清廷大军,定国也在永历帝的连番催促下,决定改派刘镇国、杨武镇守三坡、红关等各处险要,抵御北路吴三桂之军;马进忠屯驻贵州,防御湖南、广西的两路清军;他自己则统率大军留守云南,以为各路兵马之后援。

此时暂且不表,回头再说文秀,当初他正在贵州处置孙可望降清之后的善后事宜,方才刚有点头绪,却突然被永历帝急诏召回了云南。

见到文秀,永历帝非但没有好言慰劳一番,反倒是开门见山地质问起孙可望逃脱之事。文秀拖着虚弱的病体,喟然长叹道:“彼时杀败孙逆之际,不料他走小路。臣带多兵只从大路追去。及至盘江细问,把桥兵云:不曾从此过。始知走小路奔逃,只得仍从大路追下,且可望仅马上不满百人,随处有马即换,他不说大败之故,谁不应承?连夜前去。臣只一日一站追,故追不及。臣到贵州,冯双礼云已去四日矣。即再发兵追之,已莫可及,可望故此得脱。”

听完文秀的解释,永历帝皱了皱眉,低头沉默了良久方才带着责怪的语气说道:“若知追不上他,当日倒不如不追,如今追而不获,反而激其降清,滇南之祸怕是不远矣。”

永历帝莫名其妙的指责让文秀很是不满,忍不住大声反驳道:“皇上,孙逆反意已决,即便放任其返回贵阳,重整兵马,难道就可以使其充当云南之屏障乎?臣在贵阳堪堪稳定住局势,正欲重整旗鼓,皇上却将臣召回云南,先前努力尽皆付诸东流,臣痛心疾首也!”

永历帝语塞,只得让文秀暂且回府养病,等病好之后再有任用。文秀知道永历帝所言不过托词罢了,朝廷在自己与定国之间已经明显倚重于晋藩,加之念及自己的付出并没有得到永历帝的认可,一时更加心灰意懒。

在苦闷之际,文秀忍不住对世子刘震垂泪言道:“吾退狼而进虎,实乃大明之罪人也!今晋王权势日重,一意孤行,将来必败国矣!”

而随着病势愈发加重,文秀的心情也随之日趋消沉,他干脆将一切兵马事务悉数交予亲信陈建料理,除了大朝之日象征性地露个面,其余时候皆是深居简出,终日长吁短叹,独自一人借酒消愁。

见文秀如此颓废,定国不禁也开始反思,究竟是不是自己做错了。为此,他也曾多次上门前往探视,想要修补兄弟之间的裂痕。

但事已至此,文秀早已心灰意冷,不复有当年的情怀,纵使有千言万语藏于心中,也不愿多说一句,凭添定国对自己的猜忌。想到这些,文秀干脆闭门谢客,将定国拒之门外,不肯与其相见。

永历帝在得知文秀病重的消息后,也匆匆赶至蜀王府,这回出宫永历帝并没有对任何人说,完全是临时起意。文秀正躺在榻上闭目养神,忽然只听门外一阵急促的脚步声,紧接着就有世子刘震的声音传了进来:“父王,皇上亲自来探望您了。”

文秀闻言大吃一惊,强撑着病体从榻上坐起身,虚弱地问道:“皇上来了?”

“蜀王,朕听说你病得不轻,自然要过来看看。”随着一个熟悉的声音从屋外传来,就见永历帝带着一名御医步履匆匆地走了进来。

文秀连忙掀开被子就要下榻,永历帝赶紧上前一步将他按住,强撑笑颜道:“卿病得如此重,就不必顾及这些虚礼了,躺着说话就行。”

说罢,永历帝回头向着御医摆了摆手,御医立刻来到榻边,为文秀诊治起来。

“皇上,您先坐。”刘震从一旁搬来座椅,放在了永历帝身后。

待御医诊治完毕,永历帝于是坐在榻边,关切地询问道:“先前朕的话说得重了些,卿千万不要往心里去。这些时日且好生休息,把病养好,将来恢复大业还须多多仰仗于卿。”

文秀含泪言道:“承蒙皇上厚恩,臣岂敢有所怨恨?只恨自己病体沉疴,久治不愈,此生怕是难以看到大明中兴之日了!还望皇上往后多多珍重龙体,臣自当含笑于九泉!”

听了文秀之言,永历帝心情愈发沉重,他再三宽慰文秀莫要胡思乱想,又叮嘱御医务必尽力为其调治,旋即长叹一声,转身起驾返回了宫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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